第十四章 突围

作者当年明月 全文字数 9529字
事实告诉我们,那个包围圈相当结实,众位头领人多势众,从九月被围时起,就开始突围,突了两个月,也没突出去。 到十一月,连他们自己都认定,完蛋的日子不远了。 当时已是冬季,天气非常地冷,几万人被围在里面,没吃没喝, 没进没退,打也打不过,跑也跑不掉。 然而不要紧,还有压箱底的绝技,只要使出此招,强敌即可灰飞烟灭——投降。 当然了,投降是暂时的,先投降,放下武器,等出了圈,拿起武器,咱再接着干。 但你要知道,投降也是有难度的。 为顺利投降,他们凑了很多钱,找到了京城总兵王朴,向他行贿。 没有办法,因为你要投降,还要看人家接不接受你投降。为了共同的目标,适当搞搞关系,也是应该的 而且按很多人的想法,首领们应该是很穷的,总兵应该是很富的,事实上,这句话倒过来说,也还恰当,比如后来的张献忠,在谷城投降后,行贿都行到了朝廷里,上到大学士、下到知县,都收过他的钱。 人不认人,钱认人,这个道理,很通用。 问题在于,参与包围的人那么多,为什么偏偏行贿王朴呢? 这是一个关键问题,而这个问题的答案充分说明,诸位头领的脑袋,是很好使的。 只能行贿王朴,没有别的选择。 因为王朴同志,是京城来的。 在包围圈的全部将领中,他是最单纯的,最没见过世面。 王朴同志虽然来自京城,见惯大场面,但西北的场面,实在是没有见过,而在这群头领面前,他也实在比较单纯。 他知道,打仗有两种结果,投降就投降,不投降就打死,却不知道还有第三种——假投降。 他也不知道,在这个包围圈里的诸位头领,都有投降的经历,且人均好几次,某些层次高点的,如张献忠,那都是投降的专业人士。 再加上无知单纯的王总兵,也有点不单纯,还是收了头领们的钱,他还算比较地道,收钱就办事, 崇祯六年(1634)十一月十八日,首领们派了代表,去找王朴(钱已经送过了),表示自己的投降诚意,希望大家从此放下屠刀(当然,主要是你们),立地成佛。 王朴非常高兴,他的打算是完美的,受降,自己发点财,还能立功受奖,善莫大焉。 他随即下令,接受投降,并催促众首领早日集结队伍,交出武器。 当然他并没有撤除包围,那种蠢事他还是干不出来的。 但既然投降了,就是内部矛盾了,没必要兴师动众,可以原地休息,要相信同志。 你要说王朴没有丝毫提防,那也不对,他限令头头们十日之内,必须全部缴械投降。 不用十天,四天就够了。 二十四日,十余万民军突破王朴的防线,冲出了包围圈。 大祸就此酿成。 鉴于所有的军队都在搞包围,河南基本是没什么兵,所以诸位头领打得相当顺手,很是逍遥了几天。 也就几天。 十二月三日,左良玉就追来了。 包围圈被破后,崇祯极为恼火,据说连桌子都踹了,当即下令处罚王朴,并严令各部追击。 左良玉跑得最快。 之所以最快,倒不是他责任心有多强,只是按照行政划分,河南是他的防区,如果闹起来,他是要背黑锅的。 摆在面前的局势,是非常麻烦的,十几万民军涌入河南,遍地开花,压根没法收拾。 左良玉收拾了,他收拾了河南境内的所有民军——只用了二十天 实践证明,左总兵是不世出的卓越猛人,他率领几千士兵,连续出击,在信阳、叶县等地先后击溃大量民军,肃清了所有民军,从头至尾,二十天。 左良玉同志工作成绩如此突出,除了黑锅的压力,以及他本人的努力外,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:他所肃清的,只是河南境内的民军,那些头领的主力,已经跑了。 跑到湖广了,具体地点,是湖广的郧阳(今湖北郧阳)。 我认为,他们跑到这个地方,是经过慎重考虑的。 跟河南接壤的几个省份,陕西是不能去的,洪承畴在那里蹲着,而且这人专杀投降的,去了也没前途。 山西也不能去,虽说曹文诏调走了,但几年来,广大头领们基本被打出了恐曹症,到了山西地界,就开始发怵,不到万不得已,也不要去。 那就去湖广吧。 最早进去的是高迎祥和李自成,且去的时候,随身带着几万人,郧阳巡抚当时就晕菜了,因为郧阳属于山区,平时都没什么人跑来,也没什么兵,这回大发了,一来,就来几万人,且都是闹事的,各州各县接连失陷,完全没办法,只好连夜给皇帝写信,说敌人太多,我反正是没办法了,伸长脖子,等着您给一刀。 这段日子,对高迎祥和李自成而言,是比较滋润的,没有洪承畴,没有曹文诏,没有左良玉,在他们看来,郧阳是山区,估摸着也没什么猛人,自然放心大胆。 这个看法是错误的。 事实上,这里是有猛人的,第四个猛人。 说起来这位猛人所以出山,还要拜高迎祥同志所赐,他要不闹,估计这人还出不来。 但值得庆幸的是,在此人正式露面之前,高迎祥和李自成就跑了。 具体跑到哪里,就不知道了,反正是几个省乱转悠,看准了就打一把,其余头领也差不离,搞得中原各省翻天覆地,连四川也未能幸免。 事情闹到这个地步,只能用狠招了。 崇祯七年,崇祯正式下令,设置一个新职务。 明代有史以来最大的地方官,就此登场。 在此之前,明代最大的地方官,就是袁崇焕,他当蓟辽督师时,能管五个地区。 光荣的记录被打破了,因为这个新职位,能管五个省。 这个职务,在历史中的称谓,叫做五省总督,包括山西、陕西、河南、湖广、四川,权力极大,也没什么管辖范围,反正只要是流贼出没的地方,都归他管。 职位有了,还要有人来当,按照当时的将领资历,能当这个职务的,只有两个选择:A:洪承畴,B:曹文诏。 答案是C,两者皆不是 任职者,叫做陈奇瑜 陈奇瑜,万历四十四年进士,历任都察院御史、给事中,后外放陕西任职。 在陕西,他的职务是右参政,而左参政,是我们的老朋友洪承畴。 但为什么要选他干这份工作,实在是个让人费解的事。 就资历而言,他跟洪承畴差不多,而且进步也慢点,崇祯四年的时候,洪承畴已经是三边总督了,他直到一年后,才干到延绥巡抚,给洪承畴打工。 就战绩而言,他跟曹文诏也没法比。 无论如何,都不应该是他,但无论如何,偏就是他了。 就任五省总督之后,他开始组织围剿,卓有成效,短短几个月,民军主力又被他赶到了河南,各地民变纷纷平息。 接下来的程序,应该是类似的,民军被逼到某个地方,被包围,然后被逼无奈,被迫诈降。 所谓事不过三,玩了朝廷两把,就够意思了,再玩第三把,是不可能的。 洪承畴已经磨好刀,等待投降的诸位头领,这一次,他不会让历史重演。 是的,历史是不会重演的。 这次被逼进河南的民军,算是空前规模,光是大大小小的首领,就有上百人,张献忠、李自成、高迎祥、罗汝才、刘国能等大腕级人物,都在其中。民军的总人数,更是达到了创纪录的三十万。 为了把这群人一网打尽,崇祯也下了血本,他调集了近十万大军,包括左良玉的昌平兵,曹文诏的关宁铁骑、洪承畴的洪兵,总而言之,全国的特种部队,基本全部到齐。 但凡某个朝代,到了最后时刻,战斗力都相当之差,但明朝似乎是个例外,几十年来,几万人就能把十几万日军打得落花流水,几十年后,虽说差点,但还算凑合。 和以往一样,面对官军的追击,民军节节败退,到崇祯八年(1635),他们被压缩到洛阳附近,即将陷入重围,历史即将重演。 但终究没有重演。 因为在最关键的时刻,他们开了个会。 开会 开会的地点,在河南荥阳,故史称“荥阳大会”。 这是一次极为关键的会议,一次改变了无数人命运的会议。 参与会议者,包括所有你曾经听说过,或者你从未听说过,或者从未存在过的著名头领,用史书上的说法,是“十三家”和“七十二营”。 家和营都是数量单位,但具体有多少人,实在不好讲,某些家,如高迎祥,有六七万人,某些营,兴许是皮包公司,只有几个人,都很难讲,但加起来,不会少于二十五万人。 当然,开会的人也多,十三加上七十二,就算每户只出个把代表,也有近百人。 简而言之,这是一次空前的大会,人多的大会。 根据史料留下的会议记录,会议是这样开始的,曹汝才先说话,讲述当前形势。 形势就别讲了,虽说诸位头领文化都低,还是比较明白事情的,敌人都快打上来了,还讲个屁? 有人随即插话,提出意见,一个字——逃。 此人认为,敌人来势很猛,最好是快跑,早跑,跑到山区,保命。 在场的人,大都赞成这个意见。 然后,一人大喝而起:“怯懦诸辈!” 说话的人,是张献忠。 张献忠,陕西延安府人,万历三十四年出生。 历史上,张献忠是一个有争议的人,夸他的人实在不多,骂他的人实在不少。 反映在他的个人简历上,非常明显。 但凡这种大人物,建功立业之后,总会有人来整理其少年时期的材料,而张献忠先生比较特殊,他少年时期的材料,似乎太多了点。 就成分而言,有人说,他家世代务农,有人说,他家是从商的,也有人说,他是世家后代,还有人说,他是读书出身。最后有人说,他给政府打工,当过捕快。 鉴于说法很多,传说很多,我就不多说了,简单讲下,这几种说法的最后结果: 务农说:务农不成,歉收,去从军了。 从商说:从商不成,亏本,去从军了。 世家说:世家破落,没钱,去从军了。 读书说:读书没谱,落第,去当兵了。 打工说:没有前途,气愤,去当兵了。 没办法,史料太多,说法太多,但所有的史料都说,他是一个不成功的人。 无论是务农、读书、从商、世家、打工,就算假设全都干过,可以确定的是,都没干好。 为什么没干好,没人知道,估计是运气差了点,最后只能去从军。 从军在当时,并非什么优秀职业,武将都没地位,何况苦大兵。 当兵,无非是拿饷,可是当年当兵,基本没有饷拿,经常拖欠工资,拖上好几个月,日子过得比较艰苦。 但奇怪的是,张献忠不太艰苦。据史料记载,他的小日子过得比较红火,有吃有喝,相当滋润。家里还很有点积蓄。 这是个奇怪的现象,而唯一的解释,就是他有计划外收入。 而更奇怪的是,他还经常被人讹,特别是邻居,经常到他家借钱,借了还不还,他很气愤,去找人要,人家不给,他没辙。 这是更为奇怪的一幕,作为手上有武器的人,还被人讹,只能说明,这些计划外收入,都是合法外收入。 据说,张献忠先生除了当兵之外,还顺便干点零活,打点散工,具体包括强盗、打劫等等。 这种兼职行为,应该是比较危险的,常在河里走,毕竟要湿鞋,张献忠同志终于被揭发了,他被关进监狱,经过审判,可能是平时兼职干得太多,判了个死刑。 关键时刻,一位总兵偶尔遇见了他,觉得他是个人才,就求了个情,把他给放了。 应该说这位总兵的感觉,还是比较准的,张献忠确实是个人才,造反的人才。 据说平时在军队里,张献忠先生打仗、兼职之余,经常还发些议论,说几句名人名言,比如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”,“王侯将相,宁有种乎”等等。 而他最终走上造反道路,是在崇祯三年(1630),那时,王嘉胤造反,路过他家乡,张献忠就带了一帮人,加入了队伍。 张献忠起义的过程,是比较平和的,没人逼他去修长城,他似乎也没掉队,至于爹妈死光,毫无生路等情况,跟他都没关系,而且在此之前,他还是吃皇粮的,实在没法诉苦。 所以这个人造反的动机,是比较值得怀疑的。 参加起义军后,张献忠的表现还凑合,跟着王嘉胤到处跑,打仗比较勇猛,打了一年,投降了。 因为杨鹤来了,大把大把给钱,投降是个潮流,张献忠紧跟时代潮流,也投了降。 当然,后来他花完钱后,又顺应潮流,造反了。 此后的事情,只要是大事,他基本有份,三十六营开会、打进山西、打进河南、被人包围、向王朴诈降、又被人包围、向陈奇瑜诈降,反正能数得出来的事,他都干过。
但在这帮头领里,他依然是个小人物,总跟着别人混,直至这次会议。 他驳斥了许多人想逃走的想法,是很有种的,但除了有种外,就啥都没有了,因为敌人就在眼前,你要说不逃,也得想个辙。然而张献忠没辙。 于是,另一个人说话了,一个有辙的人: “一夫犹奋,况十万众乎!官兵无能为也!” 李自成如是说。 李自成,陕西米脂人,万历三十四年生人。 这里有个比较凑巧的事,李自成跟张献忠,是同一年生的。 而且这两人的身世,都比较搞不清楚,但李自成相对而言,比较简单。 根据史料的说法,他家世代都是养马的,在明代,养马是个固定职业,还能赚点钱,起码混口饭吃,生活水准,大致是个小康。 所以李自成是读过书的,他从小就进了私塾,但据说成绩不好,很不受老师重视,觉得这孩子没啥出息。 直到有一天。 这天,老师请大家吃饭,吃螃蟹。 当然,老师的饭没那么容易吃,吃螃蟹前,让大家先根据螃蟹写首诗,才能开吃。 李自成想了想,写了出来。 老师看过大家的诗,看一首,评一首,看到他写的诗,没有说话。 因为在这首诗里,有这样一句话:一身甲胄任横行。 这位老师是何许人也,实在没处找,但可以肯定的是,他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人物,因为在短暂犹豫之后,他说出了一个准确的预言: 你将来必成大器,但始终是乱臣贼子,不得善终! 但李自成同学的大器之路,似乎并不顺利,吃过饭不久,他就退学了,因为他的父亲去世了。 没有经济基础,就没有上层建筑,李自成决定,先去打基础,但问题是,他家并不是农民,也没地,种地估计是瞎扯,所以他唯一能够选择的,就是给人打工。 这段时间,应该是李自成比较郁闷的时期,因为他年纪小,父亲又死了,经常被人欺负,有些地主让他干了活,还不给钱,万般无奈之下,他托了个关系,去驿站上班了。 李自成的职务是驿卒,我说过,驿站大致相当于招待所,驿卒就是招待所服务员,但李自成日常服务的,并不是人,而是马。 由于世代养马,所以李自成对马,是比较有心得的,他后来习惯于用骑兵作战,乃至于能在山海关跟吴三桂的关宁铁骑打出个平手,估计都是拜此所赐。 李自成在驿站干得很好,相比张献忠,他是个比较本分的人,只想混碗饭吃。 崇祯二年,饭碗没了。 我说过很多次,是刘懋同志建议,全给裁掉了。 刘懋认为,驿站纰漏太多,浪费朝廷资源,李自成认为,去你娘的。 你横竖有饭吃,没事干了,来砸我的饭碗。 但李自成还没有揭竿而起的勇气,他回了家,希望打短工过日子。 我也说过很多次,从崇祯元年,到崇祯六年,西北灾荒。 都被他赶上了,灾荒时期,收成不好,没人种地,自然没有短工的活路,此时,李自成听说,有一个人正在附近招人,去了的人都有饭吃。 他带着几个人去了,果然有饭吃。 这位招聘的人,叫做王左桂。 王左桂是干什么的,之前也说过了,作为与王嘉胤齐名的义军领袖,他比较有实力。 当时王左桂的手下,有几千人,分为八队,他觉得李自成是个有料的人,就让他当了八队的队长。 这是李自成担任的第一个职务,也是最小的职务,而他的外号,也由此而生——八队闯将。 一年后,王左桂做出了一个决定,他要攻打韩城。 他之所以要打这里,是经过慎重考虑的,因为韩城的防守兵力很少,而且当时的总督杨鹤,没有多少兵力可以增援,攻打这里,可谓万无一失。 判断是正确的,正如之前所说的,杨鹤确实没有兵,但他有一个手下,叫洪承畴。 这次战役的结果是,洪承畴一举成名,王左桂一举完蛋,后来投降了,再后来,被杀降。 王左桂死掉了,他的许多部属都投降了,但李自成没有,他带着自己的人,又去投奔了不沾泥。 不沾泥是个外号,他的真名,叫做张存孟(也有说叫张存猛),但孟也好,猛也罢,这人实在是个比较无足轻重的角色,到了一年后,他也投降了。 然而李自成没有投降,他又去投了另一个人,这一次,他的眼光很准,因为他的新上司,就是闯王高迎祥。 这是极其有趣的一件事,王左桂投降了,李自成不投降,不沾泥投降了,他也没投降。 虽说李自成也曾经投降过,比如被王朴包围,被陈奇瑜包围等等,但大体而言,他是没怎么投降的。 这说明,李自成不是痞子,他是有骨气的。 相比而言,张献忠的表现实在不好。 他投降的次数实在太多,投降的时机实在太巧,每次都是打不过,或是眼看打不过了,就投降,等缓过一口气,立马就翻脸不认人,接着干,很有点兵油子的感觉。 史料记载,张献忠的长相,是比较魁梧的,他身材高大,面色发黄(所以有个外号叫黄虎),看上去非常威风。 而李自成就差得多了,他的身材不高,长得也比较抱歉,据说不太起眼(后来老婆跑路了估计与此有关),但他很讲义气,很讲原则,且从不贪小便宜。 历史告诉我们,痞子就算混一辈子,也还是痞子,滑头,最后只能滑自己。长得帅,不能当饭吃。 成大器者的唯一要诀,是能吃亏。 吃亏就是占便宜,原先我不信,后来我信了,相当靠谱。 李自成很能吃亏,所以开会的时候,别人不说,他说。 第八队队长,不起眼的下属,四处寻找出路的孤独者,这是他传奇的开始。 他说,一个人敢拼命,也能活命,何况我们有十几万人,不要怕! 大家都很激动,他们认识到,李自成是对的,到这个份上,只能拼了。 但问题在于,他们已经被重重包围,在河南呆下去,死路,去陕西,还是死路,去山西,依然是死路,哪里还有路? 有的,还有一条。 李自成以他卓越的战略眼光,和无畏的勇气,指出那条唯一道路。 他说,我们去攻打大明的都城,那里很容易打。 他不是在开玩笑。 当然,这个所谓的都城,并不是北京,事实上,明代的都城有三个。 北京,是北都,南京,是南都,还有一个中都,是凤阳。 打北京,估计路上就被人干挺了,打南京,也是白扯,但打凤阳,是有把握的。 凤阳,位于南直隶(今属安徽),这个地方之所以被当作都城,只是因为它是朱元璋的老家,事实上,这里唯一与皇室有关的东西,就是监狱(宗室监狱,专关皇亲国戚),除此以外,实在没啥可说,不是穷,也不是非常穷,而是非常非常穷。 但凤阳虽然穷,还特喜欢摆谱,毕竟老朱家的坟就在这,逢年过节,还喜欢搞个花灯游行,反正是自己关起门来乐,警卫都没多少。 这样的地方,真是不打白不打。 而且进攻这里,可以吸引朝廷注意,扩大起义军的影响。 话是这么说,但是毕竟洪承畴已经围上来了,有人去打凤阳,就得有人去挡洪承畴,这么多头领,谁都不想吃亏。 所以会议时间很长,讨论来讨论去,大家都想去打凤阳,最后,他们终于在艰苦的斗争中成长起来,领悟了政治的真谛,想出了一个只有绝顶政治家,才能想出的绝招——抓阄。 抓到谁就是谁,谁也别争,谁也别抢,自己服气,大家服气。 抓出来的结果,是兵分三路,一路往山西,一路往湖广,一路往凤阳。 但这个结果,是有点问题的,因为我查了一下,抓到去凤阳的,恰好是张献忠、高迎祥、李自成。 没话说了。 但凡是没办法了,才抓阄,但有的时候,抓阄都没办法。 真没办法。 抓到好阄的一干人等,向凤阳进发了,几天之后,他们将震惊天下。 在洪承畴眼里,所谓民军,都是群没脑子的白痴,但一位哲人告诉我们,老把别人当白痴的人,自己才是白痴。 检讨 很巧,民军抵达凤阳的时候,是元宵节。 根据惯例,这一天凤阳城内要放花灯,许多人都涌出来看热闹,防守十分松懈。 就这样,数万人在夜色的掩护下,连大门都没开,就大摇大摆地进了凤阳城。 慢着,似乎还漏了点什么——大门都没开,怎么能够进去? 答:走进去。 因为凤阳根本就没有城墙。 凤阳所以没有城墙,是因为修了城墙,就会破坏凤阳皇陵的风水。 就这样,连墙都没爬,他们顺利地进入了凤阳,进入了老朱的龙兴地。 接下来的事情,是比较顺理成章的,据史料记载,带军进入凤阳的,是张献忠。 如果是李自成,估计是比较文明的,可是张献忠先生,是很难指望的。 之后的事情,大致介绍一下,守卫凤阳的几千人全军覆没,几万多间民房,连同各衙门单位,全部被毁。 除了这些之外,许多保护单位也被烧得干净,其中最重要的单位,就是朱元璋同志的祖坟。 看好了,不是朱元璋的坟(还在南京),是朱元璋祖宗的坟。 虽说朱五一(希望还记得这名字)同志也是穷苦出身,但张献忠明显缺乏同情心,不但烧了他的坟,还把朱元璋同志的故居(皇觉寺)也给烧了。 此外,张献忠还很有品牌意识,就在朱元璋的祖坟上,树了个旗帜,大书六个大字:“古元真龙皇帝” 就这样,张献忠在朱元璋的祖坟上逍遥了三天,大吃大喝,然后逍遥而去。 事大了。 从古至今,在骂人的话里,总有这么一句:掘你家祖坟。 但一般来讲,若然不想玩命,真去挖人祖坟的,也没多少。 而皇帝的祖坟,更有点讲究,通俗说法叫做龙脉,一旦被人挖断,不但死人受累,活人也受罪,是重点保护对象。 在中国以往的朝代里,除前朝被人断子绝孙外,接班的也不怎么挖人祖坟,毕竟太缺德。 真被人刨了祖坟的,也不是没有,比如民国的孙殿英,当然他是个人行为,图个发财,而且当时清朝也亡了,龙脉还有没有,似乎也难说。 朝代还在,祖坟就被人刨了的,只有明朝。 所以崇祯听到消息后,差点晕了过去。 以崇祯的脾气,但凡惹了他的,都没有好下场,崇祯二年,皇太极打到北京城下,还没怎么着,他就把兵部尚书给砍了,现在祖坟都被人刨了,那还了得 但醒过来之后,他却做出了一个让人意外的决定——做检讨。 请注意,不是让人做检讨,而是自己做检讨。 皇帝也是人,是人就会犯错误,如皇帝犯错误,实在没法交代,就得做检讨,这篇检讨,在历史上的专用名词,叫做“罪己诏”。 崇祯八年(1635)十月二十八日,崇祯下罪己诏,公开表示,皇陵被烧,是他的责任,民变四起,是他的责任,用人不当,也是他的责任,总而言之,全部都是他的责任。 这是一个相当奇异的举动,因为崇祯同志是受害者,张献忠并非他请来的,受害者写检讨,似乎让人难以理解。 其实不难理解,几句话就明白了。 根据惯例,但凡出了事,总要有人负责,县里出事,知县负责,府里出事,知府负责,省里出事,巡抚负责。 现在皇帝的祖坟出了事,谁负责? 只有皇帝负责。 对崇祯而言,所谓龙脉,未必当真,要知道,当年朱元璋先生的父母死了,都没地方埋,是拿着木板到处走,才找到块地埋的,要说龙脉,只要朱元璋自己的坟没被人给掘了,就没有大问题。 但祖宗的祖宗的坟被掘了,毕竟影响太大,必须解决。 解决的方法,只能是自己做检讨。 事实证明,这是一个相当高明的方法,自从皇帝的祖坟被掘了后,上到洪承畴,下到小军官,人心惶惶,唯恐这事拿自己开刀,据说左良玉连遗书都写了,就等着拉去砍了,既然皇帝做了检讨,大家都放心了,可以干活了。 当然,皇帝背了大锅,小锅也要有人背,凤阳巡抚和巡按被干掉,此事到此为止。 崇祯如此大度,并非他脾气好,但凡是个人,刨了他的祖坟,都能跟你玩命,更何况是皇帝。 但没办法,毕竟手下就这些人,要把洪承畴、左良玉都干掉了,谁来干活? 对于这一点,洪承畴、左良玉是很清楚的,为保证脑袋明天还在脖子上,他们开始全力追击起义军。 说追击,是比较勉强的,因为民军的数量,大致有三十万,而官军,总共才四万人。就算把一个人掰开两个用,也没法搞定。 好在,还有一个以一当十的人,曹文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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